通體高溫銅紅釉瓷器的制作始于元代景德鎮窯。到明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御窯廠才真正掌握了鮮紅釉的燒制技術，一批釉色純正鮮艷的紅釉器相繼問世。這一時期所燒的銅紅釉釉色之美達到了歷史高水平，深受世人喜愛，被冠以鮮紅、寶石紅、雞紅、霽紅、積紅、祭紅等雅稱。特別是永樂的紅釉器，因其釉下常有暗云龍紋裝飾，尤為名貴，在《景德鎮陶錄》上有“永器鮮紅貴”記載。
然而宣德以后，鮮紅釉器制作日漸式微。弘治、正德年間，除偶有幾件釉水與色澤稍好，大多是些不成功的制品。嘉靖晚期，祭紅貢品已長期陷于“釉欠潤、色灰暗”的境地，明初顯赫一時的銅紅釉燒制技術至此已基本失傳。萬歷時，盡管朝廷多次催索鮮紅器，可鮮紅釉仍無崛起之望，萬般無奈之下，署理景德鎮窯事的江西巡撫陳有年不得不于萬歷十四年八月，以“鮮紅等項瓷皿從來燒無一成”為由，奏請朝廷準予以礬紅代替。礬紅是一種在氧化氣氛中燒成的低溫紅釉，由于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又名鐵紅。鐵紅的釉色紅中微泛黑、若紅棗之皮，外觀雖然沒有高溫銅紅釉純正鮮艷，卻比銅紅釉呈色穩定、易于掌握。但它需二次燒成，且色澤遠不及銅紅釉光亮華貴。
直到100多年后的清康熙朝，掌管景德鎮御窯事務的江西巡撫郎廷極在效仿明代宣德祭紅寶石釉時燒出郎窯紅，才結束了明中期以后銅紅釉瓷的衰退局面。
郎窯紅的產生
瓷器是土與火的藝術，而一些名貴品種的初來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種條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窯紅釉”便是這樣誕生的。
不少專家認為，郎紅釉的燒制難度在于得讓窯內諸多不確定因素出現神奇的逆轉。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紅（寶石紅），陰差陽錯地變成了郎紅。“從配合、工藝、燒成等情況推測，當時并不是有意識地創造此種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紅之寶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層厚度及燒成溫度控制不當，以致形成了另一種流動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紋、色調為鮮艷的郎窯紅釉，因它別具風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當有不少好的產品，因而更加獲得了人們的贊賞，并稱之為寶石紅。”“種豆得瓜”，這就是郎窯紅釉的由來。換言之，郎紅是銅紅釉中不可多得的一個變種。
馮先銘等編纂的《中國古陶瓷圖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談到郎窯紅釉是“清康熙時期仿明宣德寶石紅釉所燒的一種紅釉。因康熙時郎廷極督理景德鎮窯務時仿燒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稱郎紅。
郎廷極的郎紅釉是顏色釉瓷生產的一個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窯紅、豇豆紅、胭脂紅、珊瑚紅等一批紅釉新品種的誕生，從而使顏色釉瓷美不勝收。一時間，郎窯紅、豇豆紅、祭紅、胭脂紅、珊瑚紅、祭藍、天藍、灑藍、孔雀藍、瓜皮綠、豆青、粉青、仿定白釉、烏金釉等各種色釉瓷爭奇斗艷、交相輝映，開創了顏色釉瓷絢爛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國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紅釉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郎紅的特征
郎紅在1300℃左右的高溫還原焰中燒成，是一種明亮鮮艷的深紅色釉。它的外觀特征非常明顯，從實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幾個特點：
一、釉層清澈明快、透亮見地，局部處有霧氣般的朦朧現象。
二、釉色鮮紅，猶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強烈的玻璃光澤。由于釉的流動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處色澤淺淡、隱露胎色（呈一環不規整的淡青轉淺紅色的露白），即所謂“脫口”。器底近足處囤積有一周不過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窯紅又有“郎不流”之稱。
三、器身釉面開有縱向長、橫向短的交錯紋片，紋片細長若牛毛、且緊貼胎體，故側視釉表，并不見有明顯紋裂，說明紋片開在釉內。
四、釉內氣泡極其細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見的小白點，有些小白點還拖有垂直的絲條狀長尾。
五、底足內所施白釉瑩亮泛青，內墻角釉厚處泛青綠色，這便是俗稱的“蘋果青底”或施“淡蘋果青釉”
六、器里白釉堅致，但色澤與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別，而是呈炒米黃，且開有蟬翼般的無色細碎紋，即所謂“米湯釉”。
此件康熙郎窯紅觀音尊1989年余得自上海東華拍賣行，因當時無人競爭，以50元到手，只相當于那時瓷器店里現代三等品鈞紅價之半。18年來，余在文物市場居然沒碰到一件紅得相似或者因具有“脫口、垂足、郎不流”三要點和“蘋果青”“米湯釉”特征而能被稱得上是“郎紅”的器物。這件高24.2厘米的銅紅釉瓶，胎體采用分段銜接，內腹的中上部顯露出橫向接胎痕。二層臺圈足，足端平切，棱角略圓，此為郎紅器多見的足式，意在讓流動性大的銅紅釉在此打住，形成“垂足”。圈足的里、外墻均微泛火石紅色。不管從造型、工藝，還是從胎釉上看，這件器物都帶著明顯的康熙瓷特征。而它的釉色猩紅如初凝之牛血，這也是郎紅器固有的特征。
但是，這件價廉物美的郎紅瓷仍有讓人抱憾之處，其口端的“燈草邊”早已蕩然無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來，表面上看，“郎窯紅的口與足，也有與明代宣德紅釉相似的那種‘燈草邊’；不過，宣德時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時則是人為涂施的一層厚而含有粉質的白釉或漿白釉。”這是郎紅同祭紅的重大差異之一。而且，郎窯紅“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質疏松，常造成口沿處的漏釉與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內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黃斑”。所以，康熙郎紅的這層極易藏污納垢的“燈草邊”時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間的郎紅由于保存環境通常較差，其“燈草邊”大多已很不雅觀，有的則被打磨掉。鑒于此，“燈草邊”的形態及模樣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區分郎紅與祭紅的依據，是鑒定時不可疏忽的一個重要細節。
祭紅概況
祭紅又稱霽紅，元代景德鎮窯創燒，系以銅為著色劑，經1220～1280℃左右高溫，在還原氣氛中燒制而成的高溫紅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紅釉品種。為區別于明永、宣時期的紅釉及康熙朝的郎窯紅，后人習慣上稱之為祭紅或霽紅。
祭紅瓷的生產歷來受到宮廷重視。永樂的紅釉器多為盤或碗，在器內壁的釉下還往往模印有行龍，而器的內底則加刻云紋或者花卉紋。釉色多數艷麗而勻潤，釉汁凝重，少數釉質不純，伴有黑色小點或血絲狀紋。
宣德時期的銅紅釉殷紅透亮，如紅寶石般悅目，故被譽為“寶石紅”，為宣德紅釉的代表品種。宣德紅釉的器里釉有紅白兩種，也有的內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龍紋，因釉質肥厚，紋飾大多不夠清晰。永樂、宣德紅釉器的口邊及底部都有一環白口，系高溫下自然形成，俗稱“燈草口”或“燈草邊”。換言之，“燈草邊”的成因在于：焙燒過程中，紅釉因流動變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匯之處的釉汁原本就較薄，而銅分子在高溫下又容易揮發和氧化，從而形成一條寬度約2～5毫米的白邊。
康熙時期的祭紅釉普遍泛濃紅色，個別釉色較為淺淡，若桃花般粉紅鮮麗，釉面平滑。有的祭紅釉面有細小橘皮皺紋。
雍正時期祭紅比康熙時更為成熟，釉色有深淺、濃淡之分，且色澤大多很均勻。釉面有平靜和細橘皮皺紋兩種，并以有橘皮皺紋現象的釉面為多見。
乾隆時期的祭紅質量進一步穩定，釉面上之橘皮紋呈漣漪狀小皺紋，釉色大多勻凈。當時的生產量想必驟增，因為傳世之祭紅官窯器以乾隆瓷較多見，而進入拍賣市場的也數乾隆祭紅多。
此外，除御窯品，乾隆的民窯祭紅瓷也開始多見了起來。說明祭紅釉的制作民窯亦已掌握。乾隆時期的“陶戶”中已出現不少精通“造霽紅”的“專家”，有些祭紅品的釉色和釉質可與官窯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窯還是屬民窯的“官古戶”，估計都高不了。因為受技術條件制約，直到上世紀50年代，祭紅的正品率依舊極低。景德鎮陶瓷研究所潘文錦于1985年發表的《淺談名貴顏色釉的發展》一文，對于1954年至1955年間的景德鎮中德（前東德）技術合作工作曾有過一番回顧。他講道：“一年里，就把多種色釉的質量穩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紅的一級品率就由原來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種的一級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別是豆青、天青、鈞紅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創制了藍窯變、仿宋鈞等新品種色釉。”從上文中的20世紀中葉祭紅的0.5％一級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為一級品，可推斷18世紀祭紅的一級品率（即官窯品）大抵不會太高，亦應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紅瓷的燒造肯定比祭紅更加艱難，康熙時的民諺“若要窮，燒郎紅”便是證明。由此還可聯想到，郎紅瓷上的不落款實屬不得已。否則，出窯一件砸一件，豈不是在詛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卻一律不準書寫本朝年號款，內中奧妙大概就在于此。
郎紅與祭紅的外觀區別
1.郎紅釉面玻璃光澤強烈，清澈透明；祭紅的釉面凝厚瑩潤，濃郁呈失透狀。
2.郎紅釉流動性大，口沿下因此顯露出白色胎體，此“脫口”為郎紅典型特征，再則，底足有一環深褐色的積釉，稱“垂足”，但流釉一般不過足，故郎紅瓷獨具“脫口垂足郎不流”之風貌；祭紅基本是色不脫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積釉現象，由于積釉較薄、規整，亦明顯有別于郎紅），器口與足根處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燈草邊”。
3.郎紅的釉色鮮紅艷麗，由于流動性大，通體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變化活潑、靈動，釉色濃處好似牛血初凝，而紅釉稍薄便會出現如雞血一般鮮紅，其近底足處又常因積釉過厚呈暗紅色或黑褐色；祭紅則釉色通體勻凈、少見變化，相對而言，典型永宣祭紅釉呈鮮紅色，口或底邊的“燈草邊”較寬，在3～5毫米之間，清代紅釉大多色澤凝厚深沉，口或底邊的“燈草邊”較窄，約1～2毫米。
4.用放大鏡可見到郎紅的釉內氣泡既細小又稀疏清代祭紅的釉泡相對較大、較稠密，而永宣祭紅釉的氣泡分布介于兩者之間，不太稠密，然而氣泡個大，大的憑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紅的釉層內開大紋片，祭紅無紋。
6.郎紅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紋現象偶爾有之；祭紅大部分有橘釉現象，明代橘皮紋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皺紋則較乾隆大。
7.郎紅的底足與器內，或呈米黃色，或呈淺綠色，俗稱“米湯釉”與“蘋果青釉”，也有少數底為本色的紅釉底；而祭紅的器內器外均無此特征。
另外，郎紅釉的器型以瓶與尊為主，祭紅釉習見壺、碗、盤、洗、缽、瓶（梅瓶與玉壺春瓶），器型上的這一差異在甄別時亦不能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