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窯起白唐，有兩種涵義，一是指貢器，一是指官廠。白唐代至元代，官窯多有貢器，少有官廠，采取的形式是“官監民燒”，燒出的瓷器，“千中選十，百中選一”，進貢給統治階級，這種瓷器就叫做貢瓷和官窯，那時，唐代在產瓷區設有司務，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綏為景德鎮（原新平）司務，奉詔監燒獻陵祭器，宋代設監，如人平興同年間（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趙仁濟監理越州窯務。到了元代則設局，以提頓監陶，后改為本設總管。他們燒山的“景德年制”，“樞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別稱為“景德窯”、“樞府窯”等。

　　明代采取“官辦民燒”的形式，開始有官廠，專燒進貢的瓷器，如在景德鎮設御器廠，特派廠官，經費出自地方，編役人大，設窯達50多座，專門燒造御器即貢器。清代與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燒”的形式，其產品分“欽限”和“部限”兩類，前者是專給皇帝用的，后者是給朝廷和外交禮賓用的。

　　民窯是對官窯而言，廣義地講，凡非官府經營的，進行商品性生產的瓷窯及其產品，都是民窯。民窯的歷史遠比官窯早得多，陶瓷器均產生于民間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遠銷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據考證，在這些地區都發掘有唐三彩、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等。民窯于此已有較大的發展，并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

　　唐代以后，各地民窯輩出，競相媲美，往往有供不應求之勢。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鈞窯、汝窯、定窯等。宋元時，民窯發展較快，僅景德鎮的民窯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時的民窯完全屬于商品生產的性質，民窯在產量」所占的比重比官窯大得多，在質量上也有一定的發展。到了清代，民窯占了壓倒優勢，官窯瓷器也為民窯所出。

　　官窯與民窯的分水

　　質地優良、性能良好的瓷器很快就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一開始，不管是生產者，還是使用者，看重的都是瓷器的應用性，因此瓷器沒有明顯的貴賤之分，更無官窯、民窯之別。

　　至唐代，社會穩定，經濟和文化發達，瓷器制造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些著名的瓷品相繼問世，名窯也不下幾十處，古代茶圣陸羽在《茶經》中稱“邢窯瓷類銀，越窯瓷類玉”，即是說北方以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南方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都達到了相當高的工藝水平。名窯出產的精品瓷器不但具有實用性，同時也是具有觀賞價值的藝術品，自然成了皇家貴胄、王公大臣們的寵物。不過在唐代，瓷器尚未形成壟斷式的生產和占有，而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到了五代，情況就不同了。吳越地界的錢氏小朝廷，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以瓷器為貢品，壟斷了秘色瓷的生產和使用，明令“臣庶不得用”，形成了事實上的“官窯”。

　　宋代時，朝廷設有專門督理窯務的司務所，監造貢品。元代和宋代差不多，指定一些窯廠生產貢品，但仍可繼續造民用瓷，即所謂的“有命則貢，無命則止”。

　　這種制度一直沿用到元末，明代洪武年間，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江西景德鎮專門設廠燒制宮廷用瓷，正式定名“官窯”，又稱“御窯”，官窯和民窯就此分道揚鑣，一直延續到清代。

　　無人喝彩的民窯

　　歷代品評瓷器幾乎都把焦點集中于貢品和官窯。1000多年來，持續不斷生產，產品遍布千家萬戶的民窯瓷則一直默默無聞，在數不清的瓷書典籍中也很難找到只言片語的評論和記載。人們似乎只看到了它的使用價值，即使破了、碎了也要設法鋦起來接著用，直到粉身碎骨。

　　其實，官、民窯在分家之初，界限并不十分嚴格，差距是逐漸拉開的。明代前期還曾經出現過“官搭民燒”的做法，即由官窯出樣品，借用民窯燒制，按市價給以報酬。這說明部分民窯具有與官窯相當的實力，甚至還曾出現過“官民競市”的局面。

　　為了確保皇家產品的尊嚴與獨一無二的地位，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清代，利用權力鞏固官窯至上地位的情況不斷出現。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官方就曾發布過這樣的指令：“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告者，連坐。”在清代，對龍風紋的使用有這樣的規定：“親王以上可繪五爪金龍”，“郡王以上繪四爪之蟒（龍）”。凡是“僭用違禁龍鳳紋者，官民各仗一百，徒三年”。

　　涇渭分明的社會等級和產品的商業性質，決定了民窯只能走與官窯不同的生存發展之路。在數不清的民窯中又分為兩大類，少部分是資金和技術力量雄厚的上等戶，以生產類似官窯產品、仿制前代名窯產品為主，滿足達官貴人、文人雅士等有錢人的需要；多數民窯生產普通民用瓷，器物的造型多為日常生活用品，如瓶、罐、盤、碗、壺等，圖案簡練質樸，胎體較為厚重，結實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