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時候中國以外的地方，擁有一件瓷器就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因為這種看著漂亮但卻碰不得的嬌嫩玩意是從千萬里之外的中國運來的。潔白的瓷器在歐洲當時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黃金（white gold）”。瓷器在當時的中國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歐洲還是絕對的奢侈品，當然在現在的歐洲也成了日用品，這種從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轉換的動力其實是來自咖啡。
歐洲人開始喝咖啡之后就發現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拿什么來喝呢？東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種從更加東方的一個叫“中國”的地方運來的“瓷器”在喝，歐洲人怎么辦？
喝酒或者可可，隨便找個不漏的東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這些來自文明的東方的飲料，則一定要用瓷器，與其說這是一種習慣，不如說是一種信仰，一種對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黃金還要珍貴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備的，所以歐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開始，歐洲人也沒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從16世紀開始，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就開始了制造瓷器的嘗試，但出乎歐洲人的意料，怎么試也試不成，因為他們當時還不知道燒制瓷器一定要高嶺土。
除了中國人之外，朝鮮人和日本人那時候也已經會燒制瓷器了。制瓷技術在宋朝先傳到了朝鮮半島，后來在16世紀末期的萬歷年間，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半島，綁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業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會燒瓷器的李參平，日本人給李參平起了一個“金江三兵衛”的日本名，逼著他教日本人燒制瓷器。李參平在日本九州島現在的佐賀縣有田一帶找到了高嶺土，于17世紀初成功地燒制出了瓷器，這就是日本“伊萬里”瓷器的由來，一直到現在，朝鮮半島的人說起日本從朝鮮搶去了燒制陶瓷的技術這一段歷史，還恨得牙癢癢。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來，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會做瓷器之后，也來買點捎回去，順便也討教燒制的秘訣。本身這門技術得來就沒有費功夫的日本人，也沒把什么高嶺土秘訣當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嶺土是秘訣，隨隨便便地就告訴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嶺土的樣品帶回了歐洲，這樣，歐洲人才知道原來并不是隨隨便便挖團泥土就可以燒制瓷器的，于是才開始尋找高嶺土，高嶺土在歐洲被稱為Kaolinite——就是高嶺土。
后，德國人終于在薩克森州的科爾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嶺土，但是高嶺土還只是燒制瓷器的起點，燒制瓷器還需要更多的技術，比如配方、窯溫、時間等等，這些技術只能自己從無到有地去摸索，當時在摸索的歐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國人，薩克森的德國人。
德國人知道他們成功的價值，大家都知道全歐洲都在尋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術，所以他們對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嚴密的防護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個叫耶穌會的天主教會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明朝萬歷年間來華的利瑪竇，就是耶穌會傳教士。辮子軍入關之后，順治、康熙皇帝繼續重用耶穌會的傳教士，像服務于歷局和欽天監的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等人都是耶穌會的。這些耶穌會傳教士中有一個法國人，和其他在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一樣，他也有一個中國名字叫殷弘緒，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國景德鎮住了七年。他在1712年，將在景德鎮探得的瓷器制造細節，寫成報告寄回了耶穌教會，這樣一來瓷器的制作就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緒的行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產業間諜，除了瓷器的制造技術之外，他還得到了養蠶、制造絹花、珍珠養殖的技術，托殷弘緒的福，中國的瓷器出口日漸減少，到乾隆末年時，瓷器就幾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這就是殷弘緒對中國造成的損害。
1759年，英國人喬賽亞·韋奇伍德通過在原料中添加動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質瓷器獲得成功。這種晶瑩剔透、質地堅硬的產品即是著名的韋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了餐具中知名度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創辦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廠。產品做工精致，風格簡練優雅，受到維多利亞女皇青睞，成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國使團曾把韋奇伍德瓷器作為國禮回贈給大清乾隆皇帝。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宣告了這么一個事實：雖然瓷器（porcelain）依舊被稱作“china”，但是能夠生產瓷器甚至頂級瓷器的國家已經不只是中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