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前段時間英國威廉王子訪華期間，3歲的小王子喬治聽說爸爸去中國了，竟然去翻瓷器柜，因為，在英文里，CHINA（中國），亦有瓷器之意。其實早西方對中國的稱呼是seres或者cine，都與“一帶一路”上的“絲綢”有關。

　　現代歐洲人稱中國，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約公元前1世紀出現的希臘文詞語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譯名Sinae，其音譯都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這個希臘文名詞很可能來自大約公元前5世紀的波斯古文獻，它把東邊的文明之邦中國稱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稱中國為“秦那”（Cina）。印度的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遙遠的北方有個叫“秦那”的大國。這兩部史詩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2世紀之間。“秦那”這個名稱可能就是通過波斯或印度傳入希臘。

　　為什么稱古代中國為“秦奈”或“秦那”？大體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Cina就是“秦”的音譯。1655年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首先提出此說，許多中外學者如伯希和、季羨林、饒宗頤都表示贊同。他們的主要根據是，春秋戰國時期位于中國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數民族，極有可能知道“秦”這一名稱。因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遠著，有可能從此傳向中亞，并進而傳向南亞、西亞、歐洲。戰國時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烏孫人都與秦國相鄰，也都有可能成為“秦”這一國名的傳播媒介。在中國西南方，前316年，秦將司馬錯（司馬遷的八世祖）攻打巴蜀，進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許多考古發現證明蜀人在春秋戰國時期即與外界（包括南亞）有若干物質交流關系，那么蜀地歸秦之后，蜀人成為“秦”這個名稱傳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張騫發現蜀地的商品經印度傳到中亞，有可能是很久遠的事情。

　　另一種觀點認為“秦那”是“綺” 的譯音，即與絲綢外貿有關。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論》一書，就有“中國絲卷”（Cinapatta）或“中國所出由帶捆扎的絲”的記載，該詞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絲織品中，以文綺為普遍和精致，所謂綺，“文繒也”，紋理不順經緯，織法新穎，花式繁復，當時輸出境外的就極有可能是這種綺，所以中亞和印度早知道的就是產綺之國“綺國”，而并非“秦國”。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們的近鄰有一“綺國”，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錦、絹、綢、綾、繡、絲等專名，卻獨無“綺”字，大概就因為“綺”為國名Cina指稱了。

　　總之，無論“秦那”是“秦”還是“綺”的對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與中亞及南亞的文化交流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就已經有一定規模，盡管是以民間的物質貿易為主。

　　如果說對于“秦奈”的原意在學術界還有爭論的話，對于稍后西方所出現的另一個有關中國的稱呼“賽里斯”（Seres），則都普遍認同就是指中國絲綢。這個名稱當有波斯與印度的影響，據說早見于公元前4世紀前后擔任波斯宮廷醫生的希臘人所作《印度記》，實際來源則是公元前4世紀初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時期的其部將的描述，他們雖然沒有踏進賽里斯國土，卻在屯駐北印度時見過賽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據法國學者戈岱司《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的材料，賽里斯就是“絲國”（Seres）的意思。古代歐洲人懷疑中國的絲綢出產于羊毛樹上，或者得之于絲蜘蛛腹中。羅馬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書》說：也許由于酷熱的原因，“在某些樹枝上生長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學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則描述得更為具體：“人們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賽里斯人，這一民族以他們森林里所產的羊毛而名震遐邇。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后再由他們的妻室來完成紡線和織布這兩道工序。由于在遙遠的地區有人完成了如此復雜的勞動，羅馬貴婦們能夠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現大庭廣眾之中。”他還抱怨遠東的奢侈品貿易對國家的損害：“我國每年至少有1億枚羅馬銀幣被印度、賽里斯國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島奪走。”

　　《后漢書·西域傳》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馬可·奧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華之事。在他當政的時代，有一本叫《希臘志》的書（約公元2世紀），第一次比較接近真實地記述了絲綢的秘密，書中說：“至于賽里斯人制作衣裝的那些絲線，它并不是從樹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來源。在他們國內生存有一種小動物，希臘人稱之為‘賽兒’（Ser），而賽里斯人則以另外的名字相稱。這種微小動物比大的金甲蟲還要大兩倍。在其他特點方面，則與樹上織網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樣也有8只足。賽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籠來飼養這些動物。這些動物做出一種纏繞在它們的足上的細絲。在第四年之前，賽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飼料來喂養，但到了第五年—因為他們知道這些笨蟲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綠蘆葦來飼養。對于這種動物來說，這是它們各種飼料中很好的。它們貪婪地吃著這種蘆葦，一直到脹破了肚子。大部分絲線就在尸體內部找到。”

　　中國古代的絲織業號稱蠶桑之業，誠然是離不開樹和小蟲。西方從道聽途說中獲得羊毛樹和絲蜘蛛的傳說，也可以看得見蠶桑的影響，只是頗有訛誤罷了。到了公元2世紀，西方對于蠶桑業的認識已經比較接近實際了。

　　至于China作為瓷器的代稱，則是近代中西貿易的內容與格局都發生了時代的變奏。唐宋時代，瓷器已經是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歐洲直接從中國大量進口瓷器。據推算，18世紀流入歐洲市場的中國瓷器也還應在1億件以上。不僅是各國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夫人這樣的社會名流，客廳沙龍里如果沒有幾件中國瓷器，那是很沒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國成為瓷器的代名詞。歐洲進口華瓷，從訂購，到來樣加工，乃至自己生產，經歷了進口、模仿、自創的過程。初進口的中國瓷器已經是按照歐洲的口味制定的，歐洲自己模仿起來，較之于中國的外銷瓷有自己的優勢，因為外銷瓷只是模仿歐洲人口味的中國瓷器。特別歐洲市場原本只有王公貴族才能享用的中國紡織品、瓷器開始成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歐洲各國紛紛設法仿制中國物品，形成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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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時期第一批色彩鮮明的印花中國棉布被大量運往法國，于是法國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為“印花布”。18世紀里，中國絲綢及其歐洲仿制品和中國棉布制品在歐洲被廣泛用作帷幕和罩單。瓷器也是這樣。17世紀中期只有少數大宮廷才有比較大量的瓷器陳列，18世紀開始成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飲茶在內的熱飲成為社會流行風尚，對茶具的需求隨之迫切，從而帶動了中國瓷器的進口，進而又刺激歐洲人竭盡全力仿制中國瓷器，直至走上創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