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和家具分別是我國藝術史上重要的成就，分析瓷器和家具的搭配關系有利于改善和美化空間環境，使兩者更加融合。明中期之前，兩者并沒有固定的搭配講究；明中期后，由于家具樣式越來越豐富，家具和瓷器擺放也越來越講究。隨著時代的進步，瓷器與家具上佳的搭配方式慢慢呈現出來。整體而言，家具與瓷器搭配主要符合室內空間的環境和搭配的合理性，滿足人們美好愿景，從而推動室內設計的發展。

　　清代朱琰在《陶說》中談及文人用瓷有“硯屏、墨床、書滴、畫軸、秘閣、鎮紙司直各適其用”。從中可知一定的搭配模式將更好地發揮瓷器和家具的優越性。

　　明中期前，宋朝的瓷器藝術在我國歷史潮流中達到高境界。《韓熙載夜宴圖》、宋徽宗的《聽琴圖》、《文會圖》等都有記載。《韓熙載夜宴圖》作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描繪的是南唐巨宦韓熙載開宴行樂的場景，多數為實用器，各種承盤、茶盅、園缽、執壺等各種器物，通過這些器物去襯托韓熙載奢靡的生活，其中并沒有詳細記載家具和瓷器搭配方式。《聽琴圖》——“正中主位上一緇衣尊者正危坐彈琴，尊者右側置一方形黑漆高幾，幾上一白色花瓶當為定瓷”；“在彈琴尊者的對面下首，地面上置一疊石花幾、幾上擺放著一件外面為古銅青色，內面為“雨過天青”色的雙直耳鼎狀花盆，盆中植一株綠葉粉色艷放之異花”。其中描繪與瓷器相關聯的家具，都和尊者息息相關，而這位尊者經考證史料便是宋徽宗趙佶。同時靳青萬先生認為石花幾上花盆可能是鈞瓷，那么它的價值不言而喻。古言“家有萬貫，不如鈞瓷一件”、“十窯九不成”都是形容鈞窯的稀貴。這么稀缺的瓷器當為皇帝所用，才能與其高貴的身份相符。宋徽宗是中國藝術造就高的皇帝，他對器物有著很高的見解與創新，同時宋朝的官窯更是制瓷業高成就，必然會講究其擺放的方式。《文會圖》——“畫中人物眾多、場面宏大，但卻雅而有致、繁而不亂，君臣各謀其思，侍者各司其事，景物器具各有其序，盡現當時徽宗生活之場景”。也未提到器物的擺放方式，只是提及器物的一些具體用途。繪圖中描繪了可數145件的瓷質器具，靳先生在定瓷辨析中一節都有詳細描述，并沒有提到瓷器擺放的上佳位置。這些文獻都是明中期前記錄有關瓷器多且有價值的憑證。明朝時期，瓷器多用人物故事題材做裝飾圖案，常見蘇武牧羊、對奕圖等，還有些取材版畫、歷史小說的插曲故事，以及類似萱草和合歡樹，寓意“加官進爵”、“連升三級”等吉祥圖案。說明明中期以前，瓷器主要體現尊者的身份地位、態度、愿景。

　　明中期以后，室內空間較小，只要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隨著明式家具式樣的豐富，對其擺設越來越講究。例如明人小說《金瓶梅》中的廳堂上的擺放和《明史禮志》中“品官相見禮”相互印證。以及明代的繪畫、刻本戲曲小說的插圖可見。例如明代第宅的大廳上都是正中一座屏風，地面上是空的，要根據用途靈活調動桌椅及其他使用器物。品官相見，品近者相立，東西對坐。尊者為上，卑者為下。公聚則椅子擺成八字形行列，各依品級序坐。大廳上隨時調動的家具，就連明代流行交椅，案形的酒具，也是隨著用途進行移動，只有大件家具才會作為固定陳設——這就說明了當時家具擺放還不固定，怎么可能會注意到更小器物的擺設呢，總不會本末倒置吧。關于內室、書齋、臥室等處的陳設，《遵生八箋》記載“床頭小幾一，上置古銅花尊，或哥窯定瓶一花時則插花盈瓶，以集香氣”《長物志》記載“小室其中建筑是表，陳設是里，只有表里如一，才是完美的整體。”根據明式家具的結構特點，它在室內空間的擺設應該注重格局，然而人們為了方便擺設，適應空間的大小，擺放比較隨意親切。一般情況書齋擺設清雅均衡，廳堂則應嚴謹對稱些，然而在宮廷里就相對有一定的章法。《乾清宮現設檔》、《欽定宮中現行則例》等都有詳細記載，幾乎每一件器物擺設都有記錄在清代內務府的宮殿陳設檔冊。

　　如今，60年代的紅木、70年代的歐式古典、80年代的板式、90年代的風格多樣化……主要集中在紫檀配青花、雕件紅木配粉彩、黃梨木配黑釉或香爐。俗話說：“一寸紫檀一寸金”，圖中的家具采用南官帽式，其中后背部分鑲嵌青花釉紅瓷板，端莊典雅，沉靜而富有珠玉變化。一般可以采用顏色對比的方法，典雅的青花和單色釉以及汝窯是主人很好的選擇，彰顯主人的內涵。對于雕件家具而言，粉彩和琺瑯彩上的圖案裝飾層次感比較豐富，粉彩瓷瓶一般采用玻璃白罩著它，同時琺瑯采用掐絲銅填色的方法去制作，這兩種的表現方法都是為了使其畫面立體，搭配厚重的雕件紅木家具，形式感相對和諧，彰顯主人的高貴氣質。黃花梨的顏色則亮一點，黑盞和香爐相對穩重，將兩者結合起來顯出主人的清雅寧靜，享受內心的清靜。

　　我們應該合理地滿足和完善空間需求，注重瓷器與家具的色彩、結構、環境搭配，才能夠更好地服務和提高空間的生活品質，彰顯主人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