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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方李莉陶瓷文化方法論研究

  關于中國陶瓷研究,可謂歷經了一代又一代瓷學前輩篳路藍縷的工作。關于中國陶瓷的研究著述方法豐富,分別從史的角度、鑒定的角度、工藝的角度、窯口的角度、瓷器品種的角度論述,或者從官窯角度、民間窯角度紛紛進入研究。中國人類學家方李莉教授關于陶瓷的研究則另辟蹊徑,形成了獨特的意義與價值。她關于陶瓷方面著作典美又厚實凝重,專著包括《飄逝的古鎮——瓷城舊事》 [1]、《景德鎮民窯》 [2]、《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興民窯業田野考察》 [3]與《中國陶瓷史》 [4][5]。本文主要呈現方李莉陶瓷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價值與意義,并將之歸納為:在田野之中的“求實的人類學意識”、在器物之外的“細膩的物質文化研究”、在歷史的深處的“濃厚的歷史意識”。

方李莉《中國陶瓷史》
方李莉《中國陶瓷史》

  一、在田野之中:求實的人類學意識

  方李莉所著《中國陶瓷史》不同于過往的陶瓷史書寫方式,是一部采用物質文化研究方法,滲透完全的藝術人類學意識的舂容大雅之作。這部《中國陶瓷史》以史的線性序列作為著述的結構,以物質文化研究的方法論作為主導,用人類學的方法進入研究,用豐富的考古資料成就了這部不同凡響的中國瓷的著述。其《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興民窯業田野考察》亦采取人類學方法進行田野考察,展示了從陶瓷技藝的變遷到窯業的變遷,從窯業的生產到窯工的日常生活。人類學是一門具有整體性眼光的學科,往往采取跨學科方式來觀察與研究對象。方李莉研究中采取了人類學研究方法來研究陶瓷這門具有“歷史性與地方性手工藝人們的社會群體活動” [6],并且采用一種復雜的動態的方式研究陶瓷“傳統在現代化中的復活和重構。 ”[7]此外,因人類學是一門注重田野調查的綜合性學科。因此,她無論是對田野資料還是歷史資料,均采取了歷史比較、文化淵源考證以及文化對位方法論,進行整體研究。她提出,在研究一個器物過程中,不能拿標準來衡量某一個地方性知識。而是要在 “具體生活方式的充分描述上,旨在通過細致的觀察,提供有關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圖景。 ”[8]

  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提出“從實求知”及“走向田野”的思想。方李莉承襲了師門的研究作風,進入田野實實在在地調查與分析。她對于知識與田野的關系有很好的論述,她主張人類知識不能止步于書本,而更重要的是關注其“真實的生活空間中” [9]。過去歲月歷史中留下的理論以及今日當下社會的理論,均需要從實踐中來進行重新認識,唯有如此才會有更接近事實的深切體會。另外,她認為新理論往往取之于生活的直接一手資料,而書本理論的間接資料是需要通過今日社會生活來考證。她主張中國學者要了解真實的中國社會,則需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完整的藝術人類學理論。而具有價值的理論需要從從實踐中來,從田野中來。她深刻認識到理論“原本就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 [10]。方李莉對于現實總是具有敏銳的

  觸角,她對學術具有一種現實責任感,她認識到人類世界目前正處于社會的激烈轉型期,人類發展需要多樣性的世界智

  慧和經驗,“而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在當今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11]因此,她用一個個的扎扎實實的中國個案研究,面對現實,提出問題,找尋問題的答案,提出閃亮的思想。

  二、在器物之外:細膩的物質文化研究

  器物背后隱含的深層社會結構并攜帶著豐富的文化觀念,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所說處于文化之中的人,“行為均決定于他手中的傳統材料。 ”[12]歷史研究方法在近代發生了革命性變遷,學者們漸漸地從圣者的言論與象牙塔中走出來,而是把人文的研究情懷轉向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人群。因此,社會底層的人文也如同圣者的理論一樣,進入研究文本,于是普通人的信仰、思維與文化結構進入文字中。人類的事象紛紛落入學者們的目光中,從時令、技術、人群到曾經瑣碎的日常生活。學者們紛紛采用物質文化研究方法,展開了對于形形色色物質的細枝末節的研究。這種歷史意識也滲透到方李莉的陶瓷研究之中,她把目光從器物拓寬到匠和藝。越過孤立的器物之外,結合時令、技術、人群方方面面的因素,分析器物技藝特點,并延伸到技術背后的非物質的因素。譬如瓷工的生活、窯業生產方式等。同時,她將研究對象從物衍生到人,通過對陶工的制瓷活動來揭示陶瓷史的另一種豐富的側面。

  法國年鑒學派影響了近代歷史研究。近年來,柯律格、彼得 ·伯克(Peter Burke)、林·亨特( Lynn Hurt)、娜塔莉 ·澤蒙 ·戴維斯( Nataliz Zemon Davis)、羅伯特 ·達恩頓(Robert Darnton)等許多學者的著述滲透了人類學意識,以歷史為田野,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進入研究。方李莉的著述也深刻地攜帶著人類學學科的意識與方法,深入到器物背后的社會與文化語境,譬如在研究陶瓷紋樣時,她重視分析文化內涵發生的內在文化動因。在《中國陶瓷史》中,她分析了唐代城市的新布局與手工藝的發展、科舉制度與文人生活、茶文化的興起、外來人口與文化交融對于器物的影響。中國文化學者往往容易滑入中國文化“道”與“器”分離研究,方李莉的藝術學與人類學嚴格的專業訓練背景,使得她對人類的“造物”行為及其文化觀念有著深刻的理解。方李莉指出器物日常器用其實就是“文化的載體和象征物” [13]。因此,她將器用研究置于器用的文化之中,不但研究器,還研究器用其道。通過將器用置于整體性研究之中,找尋器物背后存在的“整套的中國文化價值觀及中國社會的變遷史” [14]。因此,她的文本采取了一種典型的細膩的物質文化研究方法。

  三、在歷史的深處:濃厚的歷史意識

  器物不僅是人類的人工產品,也表達了人類的精神世界,同時還攜帶著人類審美意識。器物能映射出中國的社會變遷軌跡,方李莉在其研究中滲透著濃厚的歷史意識感。譬如她細膩地分析了中國歷史各朝的器物美學,采用歷史的線性因素分析中國瓷器的美學品位的變化。她分析了中國在唐代瓷器的日用化進程,體味到“動物紋裝飾題材逐漸被植物紋所取代。 ”[15]她用器物的紋飾來印證中國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轉向,觀察到從器物的型器變化來看,元代走向世俗化。從元代的陶瓷紋飾中,辨認出了中國陶瓷“由雅向俗轉化的一個重要開端之一。 ”[16]她比較了明清時期瓷器的美學品位,總結出明代青花瓷 “色彩明麗” [17]而清中期景德鎮陶瓷藝術則顯現了“完全不同的世俗美。 ”[18]在此,她的濃厚的歷史意識滲透到對器物的美學價值觀,準確地體味了中國陶瓷器物審美世俗化的走向脈動。她將器物文化置于中國歷史文化的人類學視野中,通過器物的器型及紋樣的歷史流變,顯露出中國文化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追索。在此,展現了中國器物的審美走向。早期器物,主要作為一種禮器。東漢時期之后實用器日漸增多,日用器之中的六朝青瓷的裝飾依然具有宗教意味。而隋唐五代世俗轉型,宋元得以發展,明清器物世俗化更趨明顯。她的著述不僅是關于陶瓷藝術的歷史描述,同時是關于中國文化藝術歷程的理解,映射出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認識” [19]。因此,方李莉的陶瓷文化研究,同樣反映了中國的社會變遷軌跡。這是她深厚的歷史意識對于著述的滲透,使得文字注入了濃厚的歷史意識。

  同時,她通過口述史方法,對清末民初景德鎮窯業的社團組織及行幫進行了訪談,鮮活地再現了“血緣”“地緣”與“業緣”的傳統在新的窯業中的靈活重構。她敘述的那條名為“樊家井”古老街巷,還有那鮮活生動的陶工故事,闡釋與敘述了這一類型的群體與器物的文化傳統與現實生活。她的著述注重窯業傳統的歷史,在歷史中分析窯業的行幫、窯戶、坯戶、紅店。戰國時期,中國絲綢銷往羅馬,在漢代銷往歐洲。唐代,中國的海上陶瓷之路,將陶瓷擴展到亞洲各地區,同時到達北非與東非地區。明清之后銷往歐洲和美洲直至全球地區。此外,中國的茶葉、家具、漆器也陸續輸出。同時,文化也隨著器物而滲透到不同的國家,異民族與異文化在中國整體文化演進中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歷史過程就是民族遷移、融合、相互影響、人種特征的改進、文化變遷和發展的過程。 ”[20]她考察細致入微,即具有平實的敘述語言,更具有批判性思維。因此,在她的研究中植入了一種深刻歷史意識。

  四、在世界之上:思想與文化的交流

  方李莉的恩師費孝通先生非常推崇實證研究,先生提出光輝的 “從實求知”思想。他指出 “從實求知,就是不斷地、全面地深入田野工作求取人類學的知識。 ”[21]方李莉一直真誠地傳承了師門的學術精神,注重面對現實人民生活的關懷。費孝通先生曾在《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興民窯業田野考察》一書的序言中這樣評論她,“你的研究不是從書本上來到書本上去,而是到生活實踐中去,親眼看人做的事情,親身體驗社會的發展,這是很好的” [22]。

  方李莉的著述十分關注中國對內及對外的交往。在對內文化交往方面,她將官窯與民窯、南方窯口與北方窯口、中原窯口與邊緣地區窯口的技藝交往納入研究。譬如少數民族遼、金、元統治時期陶瓷對于中原陶瓷文化的交往。在對外文化交往中,編入了豐富的外銷瓷篇章。此外,對于外銷瓷的研究,不僅對于外銷瓷的貿易路線與港口做了詳細的研究,同時對于外銷瓷器形、紋飾做出了豐富的圖像研究。采用圖像證史方法論,詳盡論述了外銷國家的文化影響以及瓷業影響。在行文中,多關注因瓷器的流動,因瓷器的載體而生發的世界范圍內的技藝與文化的流動與交往。難能可貴的是,花費大量人力與物力,在世界范圍內的博物館采擷圖像,同時,在國內外的考古文獻中發掘新的考古圖像。這些書寫手法體現了其深刻的歷史書寫意識。譬如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方李莉在美國的皮博蒂 ·艾塞克斯博物館發現了清朝外銷瓷的《廣州全景圖》與《廣州黃埔碼頭圖》,同時,還發現了《19世紀的澳門》以及《中國瓷器作坊》等接近 20幅稀罕的圖像資料。她采用這些圖像資料,充分論證清代外銷瓷的繁榮的外銷事實。在具體外銷瓷研究中,不僅考察其外銷路線和港口,分析其類別、器型、紋飾,更對對外傳播的陶瓷技術以及當地陶瓷業的交流互動進行了深入剖析。

  因此,方李莉的研究正是攜帶著這樣一種歷史感,去體味人民的生活,去描摹市井的氣息,用閃亮的中國思想來照耀社會的塵埃。

  注釋:

  [1]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城舊事[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

  [2]方李莉。景德鎮民窯[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3][22]方李莉。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代序9.

  [4]方李莉。中國陶瓷史[M].濟南:齊魯書社,2013.

  [5]方李莉。方李莉陶瓷藝術[M].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3.[6][7][8]方李莉。傳統在現代化中的重構:景德鎮田野札記[J].裝飾。2008(1)。[9][10][11]王永健。方李莉。立足本土立場的藝術人類學研究[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4(6):6;6;7.

  [12]張金鵬,吉敦諭編。民族 ·歷史 ·文化[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3:260.[13][14][15][19][20]方李莉。中國陶瓷史(上) [M].濟南:齊魯書社,2013:11;11;10;16;10.[16][17][18]方李莉。中國陶瓷史(下) [M].濟南:齊魯書社,2013:557;572;926.

  [21]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編,藝術人類學的理論與田野(上)[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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